郁钧剑在忙些什么？爱民歌爱生活
2020年，新冠疫情暴发，让著名歌唱家郁钧剑有了更多宅在家的机会，也为热爱写作的他提供了许多思考和创作的时间。从2020年1月开始，郁钧剑耗时一年半，潜心完成了《郁钧剑·民族唱法问答131例》《郁钧剑声乐笔记》(上下册)《花乡日记》《桂林拾遗》《置剑梅隅·郁钧剑格律诗词选》五本书(六册)共150万字的撰写，并在2021年年底全部出版。
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，郁钧剑表示，他将自己多年来对艺术的思考、对生活的体察以及诗词书画的才情都浓缩在了这几本书中。
民族唱法的底线是“味道”
“现在‘原汁原味’中国民歌的演唱者越来越少了。”谈起目前的中国民族声乐现状，郁钧剑难掩忧虑。2021年前后，郁钧剑曾在河北某职业艺术学校做过一次公益性歌唱讲座。当他问在场的孩子们“什么是‘原生态唱法’”的时候，竟然无一人知晓。他也曾就民歌方面的问题问过一些00后，多半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民歌和民族唱法，这让郁钧剑大为震惊。鉴于此，郁钧剑撰写了《郁钧剑·民族唱法问答131例》这本书，详细介绍了中国民族唱法的起源、发展、现状和未来，尤其是对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做了区别探讨。
“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最大的区别实际上是语言的区别，但是我们长期没有总结这方面的内容。”郁钧剑一语道出了民族声乐目前的核心问题。他从歌唱的专业角度进一步解释说，中国语言中有很多发音在国外的语言当中是没有的，比如一些西方语言中没有韵辙等语言状态的字，如“金色的北京”，“如果用美声唱法去唱这几个字，从声音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这就丢掉了中国语言的韵味和感觉。我们把民族唱法的魂给抽掉了，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民族唱法是什么样了。”
郁钧剑认为，“民族唱法”的底线是唱“味道”，要讲究中国字特有的咬字与行腔。在中国民歌当中，任何字和词的色彩都是可以唱出来的，“‘花篮的花儿香’，这个‘香’，用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民族唱法唱出来，听众就能感觉到那种香味。同样，酸甜苦辣也都能唱出那种感同身受的味道。”
在郁钧剑看来，任何学派都要有两条底线，一条底线是训练体系，另一条底线是评判体系。“民族唱法的训练体系以前有，但后来被美声唱法颠覆掉了，评判体系就更没有了。所以必须要厘清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区别在哪里，我们才能找到文化自信。”
民族唱法“西洋化”后果很严重
2016年退休后，郁钧剑很少登台，而是专注于教学工作。他担任中国·东盟艺术学院院长，还开设了“郁钧剑公益教室”、“郁钧剑民族声乐高级研修班”等，在各种场合讲课。短短五年间，培养出于海洋、张明旭等八位中国音乐最高奖“金钟奖”民族唱法的金奖得主。
在他看来，歌唱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，需要不断学习各种不同的知识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他也把这种理念融入到教学当中。在课堂上，郁钧剑常常对学生们讲，“歌唱的一半应该属于文学，一名歌唱家不能只想着声音那点事，而是要探究歌曲的背景，以及歌词、音乐背后传达的深层意境。”
郁钧剑认为，中国民歌中有太多瑰宝，那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，但现在唱的都少了。“《二月里来》是冼星海写的，冼星海是谁？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作者；《花篮的花儿香》是马可写的，马可是写《白毛女》的；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是吕其明写的，吕其明是写《红旗颂》的。他们都是大作曲家。上世纪70年代，吴雁泽先生还在舞台上唱《二月里来》，但现在要在舞台上唱这首歌，观众会笑‘怎么唱这么‘小’的歌？要唱气势磅礴的《再见吧，大别山》。而往往这类‘小歌’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方言的味道与地域风情，这也就是民族的韵味。民族唱法西洋化了，富有民族韵味的民歌没有人唱就没有人写。继续这样下去，民族唱法的消亡，我们这代人就能看见。”
“著作等身是我的追求”
此次一口气写下150万字，除了《郁钧剑声乐笔记》是根据上课内容的速记整理之外，其他均是由郁钧剑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。“我不用电脑，都是手写。”在郁钧剑看来，手写的字是活的，是温暖、有感情的，而电脑打出来的字是冷冰冰的。“尤其是填古诗词，常常斟酌一个字的好坏。当我要改一个字的时候，在电脑上改了，就没有了，再也找不回来了，手写的字改掉之后，还能找回来。”
郁钧剑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多年来他笔耕不辍，至今出版了21本书，其中既有音乐专著，又有诗集、散文集，还有诗词书画作品集等。
如今，他仍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。疫情期间，没法线下上课，同学们组建了一个“歌友群”，大家每天在群里交流。郁钧剑每天早晨6点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写一篇短文，发到群里和大家交流，于是就有了厚重的《花乡日记》。此次几本书同步创作，郁钧剑更是将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写作，每天4点起床，坚持写作七八个小时。这几本书也并不是写完一本再写一本，而是几本同时进行，“我写作的时候，五本书的书稿都摆在桌子上，写到卡壳的地方，再换一本书写，相当于换脑子。”
谈到艺术家的修养，郁钧剑坦言自己受韩美林的启发很大，“有一次他讲到了艺术家的修养问题，就用到了‘著作等身’这个词，我也朝这个方向追求。”
文/本报记者 田婉婷 【编辑:王诗尧】
